沈念：记住海桑树 | “大地文心”采风作品

“这树叫海桑。”她告诉我。她是给我们引路的保护区工作人员，模样年轻，却在这片国际重要湿地做了好几年的宣传员了。

海桑。杨琼摄

我那时已迅速打开手机识图，屏幕上跳出的简介是：无瓣海桑。

“深圳人叫它海桑，叫了30多年了，没有人会较真。”她笑着说。

我却较真了，对海桑突然有了更多探究的想法。我询问豆包，获得了一张复杂的谱系表：高大乔木，原产地在遥远的孟加拉国，在恒河与大海交汇的申达本大河口，那里有全世界最大的一片天然红树林，孟加拉虎在水中游泳，鳄鱼趴在泥滩上晒太阳。1985年，这种树被人从南亚带到海南，又过了8年，作为国家“八五”科技攻关课题的一部分，正式落户到福田红树林的这片滩涂上。

红树林植物繁多，海杧、白骨壤、木榄、角果木……但都没有吸引我的脚步驻留。她不断地讲述其它植物的生命史，但我总是要把话题截回到海桑的身世上来。

“它是一棵移民树，喜光，喜高温，喜高湿气候。”

是啊，对于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来说，一棵树移民到这里，一定有其缘故，我对它的“移民故事”充满了兴趣。

“要说海桑的故事，绕不开深圳湾的建设。”她的脚步很快，目光时常望向那蓊郁的丛林，有时会发发呆，但很快又调整了状态，非常流畅地解答我的疑惑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移山填海，深圳河裁弯取直，脾性大变，因为潮水的日夜冲刷，海岸的淤泥大面积流失，岸线也逐年后退。裸露出来的大片滩涂，太阳一晒，结了一层硬壳，涨潮时被海水一泡，退潮时就变成了稀泥浆。这种地方，树长不活，连草也扎不下根。

深圳湾原有的秋茄、白骨壤、桐花树、木榄，这几种矮灌木构成了最原始的红树林生态家族群落。它们都是“好”树，也许仅一个“好”字还无法解释它们的贡献。尤其是白骨壤，匍匐贴地生长，改良淤泥的本事在红树林家族里数一数二。但它们的缺点就是长得实在太慢了。7年光阴，一棵秋茄才能蹿到两米九，不过一层楼的高度，而滩涂上的土层每年被潮水刮走，这种生长速度根本就抵挡不住土层流失带来的危险。海水裹挟泥沙溢过林地，植物根系浸泡咸水中，还有不间断的狂风大浪，寻常草木遇此环境，早已枯萎，很难安生。

滩涂被破坏，植被难以存活，飞鸟也不愿选择此地栖息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“保护”两个字变得有些尴尬。先要解决的问题是“修复”，而修复需要速度，要与水土流失抢速度。这片滩涂上的时间变得尤为珍贵起来。

“当时搜集了国内红树林的造林经验，挑挑选选，其实也只有一条路：找速生的先锋树种。”她说。

“什么是先锋树种？长得快的树？”我问道。

她说，先锋树种不仅是那种长得快的，还要不怕苦、不挑地，能在一片烂泥地里迅速站稳脚跟。我立即明白，就像打仗时的先头部队，先冲上去，占住阵地，后面的大部队才有机会跟上。

每一片湿地的生态修复必定有过多次尝试的选择，有过失败的放弃，也有成功的经验。草木向阳而生、择土而栖，要在咸涩的滩涂上扎根，在往复的潮汐中存活，这对草木来说谈何容易？很多移栽来的植物没过多久就抗不住了，唯有海桑，能经历滩涂上最严苛的生存考验。科研人员的目光，投向了海桑树这个“外来客”。

海桑气生根。杨琼摄

气生根。杨琼摄

后来的数据证明了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大多数草木是落地生根、遇土而发，胎生的海桑却在母体枝头孕育新的生命。长长的胚轴垂挂枝叶之间，青碧饱满，宛如流苏悬垂。待时机成熟，便挣脱枝丫坠落滩涂。这一刻的坠落不是凋零，而是新生的启程。位于胚芽和胚根之间小柱子似的胚轴，带着鲜活的生命力扎进松软淤泥，在退潮的间隙快速锚定，待下一轮潮水涌来，它已经站稳了脚跟。引种第六年，海桑的平均高度超过8米，冠幅是同龄秋茄的十几倍，成林速度是本地红树的三到五倍。那些给海桑引种投赞成票的人，长长地吁了口气。

我必须承认，海桑吸引我的一个点是它的笋状呼吸根，从淤泥里密密地戳出来，横七竖八地铺在树根周围，拱土而出的网状根系像一只巨怪般的手，紧紧抓 住了滩涂，向四面铺展开。潮水来时，流速被网状根系阻滞、拖拽，水里的泥沙在缓慢的速度里，也就淤在了树根之间。一年、两年，几年过去，那些本来快要淘空的淤泥又开始变厚、变硬、变高。滩涂的岸线也不再后退了。

这就是后来人们谈论海桑引种时，反复提及的“立功”：固滩消浪，把深圳湾濒临消逝的滩涂从海水嘴里“抢”了回来。是海桑一头扎进本地红树根本活不下来的恶劣环境，改造滩涂的底质，把滩涂的盐度降下来，把淤泥的硬度提上去，为秋茄、白骨壤的回归开辟了一条生路。这是当年引种最核心的科学逻辑，也成了写在每棵海桑树根系上的施工图纸。

“海桑还悄无声息地‘干’了几件大事。”她说，几年前来保护区工作后，也正是从这几件事来认识海桑的。

深圳河从市区一路自东北向西南流动，带进海湾的水的氮和磷含量高得吓人，幸好海桑的叶子多，吸收这些富营养物质的能力远强于本土灌木。栽上海桑树，就如同海湾入口装上一套“不插电的净化装置”。抑制近海富营养化、减轻赤潮风险，它又是立功者。还有一件事鲜为人知。有一种叫互花米草的入侵植物很凶悍，繁殖起来若不加管束，能吞掉整片红树林，但是当海桑长起来后，树冠郁闭成荫，林下透不进光，米草便无法存活。早年海湾大面积栽种海桑，一个隐藏的作用便是压制住了米草这头“疯狂的猛兽”，保住了红树林湿地的底座。而海桑树冠越长越阔大后，黑脸琵鹭和鸻鹬将这里当成了荫蔽的歇息之所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深圳湾鸟类数量回升，与这片新成林的“高层建筑”也有着脱不开的关系。

故事讲到这里，海桑简直像个英雄。它也确实是英雄。

海桑花。陈鹭真摄

海桑花。陈鹭真摄

海桑花。胡柳柳摄

海桑叶。陈鹭真摄

海桑果。胡柳柳摄

可生态修复从来不是一次性栽种就万事大吉的事，而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群落动态博弈，博弈的规则，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。

“后来，海桑不被待见了。”她皱了皱眉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这个疑问，其实早已在我心里了。

“这就得讲一套新的生态原理了。”她说道。

滩涂稳定了，淤泥肥沃了，本地红树就有了存活的条件。但有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，海桑的气根多，占据了很大的空间，影响到了其他红树林种群的生长。细心的人还发现，海桑长高成林，原本低矮的红树林群落就凭空多了一层之前没有的“上层结构”。秋茄、白骨壤、桐花树，这些天然的下层灌木，几千年来的演化里就没有经历过生存空间被别的树种压制。想象一下海桑茂密的林冠一遮，林下的光照骤降，白骨壤最先扛不住，它耐阴性最差，幼苗几乎无法在林下生长；秋茄幼树也越长越弱，整个原生群落的自然更新链条中断了。更为严重的是，那些底栖蟹类、贝类，因为食物的变化，导致了种类、数量下降。那条看不见的底栖食物链在滩涂上渐渐弱化了。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颠倒的生态秩序，外来乔木高高在上，本地红树在林下生存不利，群落结构一天天走向单调。但仅仅是海桑占了主导地位，弱势也出现了，就是病虫害的干扰，海桑林开始大面积枯枝。这个现状趋势藏着不妙的征兆，人类动了驱赶之心。

还有一个让人没想到的麻烦，海桑扎了根，它的果实成熟后，掉进海水里，这些“浆果”种子随潮漂流，一路扩散到整个深圳湾，最后能漂到香港米埔湿地。从2006年起，香港的保育人员每年都要派出大量工人清除野生海桑苗，防止它们挤占米埔湿地的原生群落。

防控海桑的过快繁育，让当年那些引种者又一次头痛起来。昔日冲锋陷阵的英雄，今天成了生态社区里一个过于强势、霸占位置不走的“钉子户”。深圳湾的红树林修复，面临新的选择，不仅是“要不要”海桑的问题，也是“放哪里、放多少”的难题。

“先前把它请进来，现在又不想要了，好像是一个悖论。”她说，每天早晚有巡护员修剪或清除部分气根，目的是控制其种群密度‌，为本土物种腾出生态空间，把阳光让给别的树，不让单一物种垄断湿地资源。

“怎么形容这件事的性质呢？”她接着谈论起这些年不断有研究者给过海桑一个定论：与互花米草本质不同，不是恶性入侵物种，只是“条件性不良引进树种”，是“过度扩张的先锋树种”。用大白话来说，就是在恶劣的生态环境下，它是功臣；修复完成后，它便变成了“破坏者”。

它似乎成了人们眼中的“坏”树。

听到这里，我忽然懂得了，海桑没有绝对的好坏。它的功过写在湿地不同的演替时序里。这大概是海岸线生态教给我们最深刻的一课：没有永远的功臣，也没有永不消失的入侵者。

深圳红树林现行实施的方案，是对海桑树进行更精细、耐心的“结构调整”。前沿迎风带上的海桑林防风墙继续保留，那里海浪大，依旧需要它们固岸消浪。中后段的湿地，逐年疏伐间伐，像在丛林中打开一扇扇天窗，让阳光照到泥滩上，再把秋茄、木榄、白骨壤的幼苗一株株种起来。

“种子扩散也被严密监测，要阻止它们向对面的海岸线蔓延。”我从她的描述中理解了结构调整的目的，是把先锋树种从“主导者”转变为“共生者”，让单一人工林回归多层立体的红树林群落。

我问道：“这才是这片湿地最好的模样？”

她点了点头。最好的模样，就是任何物种都能自由地生长。我也瞬间懂了，理想的湿地生态，从来不只是单一物种的舞台。

走在木栈道上，那些高高的海桑再次进入眼中，似乎对它有了一种体恤。这些并非深圳湾的原始居民、也不可能成为永久居民的树，是那段拯救滩涂的岁月的纪念碑。海桑记录的，是人类在某个历史阶段，面对生态危机做出的理性选择。

登上瞭望塔，繁华都市高楼矗立，眼前的红树林在一片深沉的静谧中充满灵动的生机。白鹭身姿轻盈，四处觅食；跳跳鱼在淤泥里扭动身体，欢蹦乱跳；昆虫的声声轻鸣，穿过丛林，打破海湾的宁静。她眺望远处，嘴里却在说：“过两天，就要涨潮了。”

记住海桑树，任何一种生命史，开始了就不会有真正的结束。潮涌潮退，世界永远在变化之中。深圳红树林里，关于生态平衡的谈判和选择，还将在漫长的季节里发生。